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2019-03-09 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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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化建设道路与现代农业的建设并不矛盾,事实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过程

“转型”本身既包括过程也包括方向(目标和定位方式)。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转型的过程和阶段是由其方向所决定的,换言之,事物的功能决定了内在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型的发展战略所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在最终收入分配中,资产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果。在实践中,收入水平或者资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的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则相反。收入份额下降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而其储蓄倾向则相反。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为何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启动内需但在实际中却“启而不动”的原因和“投资饥饿症”以及热钱泛滥的症结所在(即使是实体单位和靠“实体”起家的企业也在热衷于此)。

2.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越来越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和利用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固然有4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国际游资和热钱在农产品这种资源性产品上的某些作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其中的价值。同时,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②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职业意义还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农民的利益实现的背景和条件都应该是建立在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命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是在发展理念、经营体制与利益实现方式上的转变和调整,而非农业大环境的改变甚至是消失。从历史到现在,短期的剀恩斯式的干预只能是一个暂时的效应而非长期的手段,急于求成的跃进方式来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所带来的教训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

二、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逻辑前提

1.就政治层面来说:基于农民阶层的社会地位而言,其经济地位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艰难性,往往造成了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主动性和强烈性,这是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既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历史原因和基础。也正是如此,当其基本利益实现和得以保障时,他们对已得利益的珍惜和维护的意识也是最强烈的,同时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也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是最低的。基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这个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稳定作用也往往最强。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创新意识和能力最强,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最多,而得到的社会与市场的回报却是最低的,但其稳定性又是最强。

1.在历史上,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迄今仍然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这是每个民族或早或迟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对外掠夺、对内剥夺的道路不同,早期苏联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而无须通过“剪刀差”的方法来侵害农民的利益。但事情发展的结果苏联不管是否愿意,因为工业过度投资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一般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社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的重、轻投资比例是9∶1,中国是8∶1,中国的市场也远比苏联的好。尽管如此,毛泽东同志仍然认为需要适度调整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同志说:“你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业的资金就会更多些。”①这些认识的基本依据是: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同志形成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创新思想。

1.农村的消费弹性大。在城市,我国居民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商业革命和大宗消费品排浪式消费之后,先后步入个性化消费阶段,城市居民收入边际消费弹性也随之逐渐减小。在农村,广大农民的生产消费基本处于尚未开发或刚开发阶段,而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民潜在的生活消费需求很大,农民消费边际弹性较大。富裕起来的亿万农民,将会成为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内需主力构成。但这能否成为现实,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还取决于我国今后“三农”现代化发展的力度和进度。

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都是规律的基本类型,其客观制约性永远是其基本特点和要求。社会规律所体现的主、客观为人的内容,也只是规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规律。任何规律的客观制约性对个体与社会的作用和原则体现,永远表现为两点:一是尊重;二是选择(在原有构成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对调整与变化路径的选择。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学领域中也是如此,因为其分子结构是有其内在的机理的)。因此,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人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与事物内在结构的关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辅助条件和环境而不是改变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在此,至少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要素逐渐变化的过程,经济运行有其相应的经济规则。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提出经济转型的目标,至今仍然是一个较大的障碍,原因一是在于转型本身就具有长期性;二是经济运行规则的非经济主体政府力量的非适当的运用所致,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的目标在今天仍然没有实现。

(一)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并不等于消灭农业

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同时又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障碍;农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这是资本、技术与人口转移的前提,但没有资本、技术和人口的转移,农民的利益则又无法实现。在此,农民利益的实现既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目标同时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不是自觉和自然的选择过程,而是一个被选择的历史过程。

(二)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内需导向战略中的作用及其可能性

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决短缺经济的问题,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的几年里,2004年以来的投资率都超过了42%,而世界上多数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实践中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面临着生产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这种扭曲和变异在国际市场出现波动不稳而转向国内市场时便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目标的功能定位直接带来内在结构的异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这两个市场的建设原则上,都应立足于本国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基础上:或者是国内市场的拓展、或者是国内市场的补充、或者是国内市场的培育等。

(二)经济转型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正视和解决的逻辑起点,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农业对人类生存方面的贡献,当然还可以理解为中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发展方式的一种特色,更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中的最大的障碍和包袱所在。在此,我们撇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和发端等问题不谈,就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来说,这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价值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拥有的。

三、现代农业发展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及其基础

(一)社会经济转型的瓶颈:投资与出口导向的阶段性的终结

在此,我们需要认清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建设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既包括城市空间规模的放大也包括其内涵结构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也包括农村与城市间的中小城镇的建设。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建设本身是包括城乡之间发展的联动的;二是城镇化的建设和工业化的进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应该是同步的。原因在于,没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则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一)经济转型的基础

从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也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基础。农村消费潜力有可能被大大释放。③

一、社会经济转型的理论规则

2.就经济层面来说:如果说农业是个基础性产业的话,那是指对工业产业的源头原材料的提供,这种提供过程未必是对农业的完全掠夺,而长期“剪刀差”的办法则是体现了一个让我们尴尬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以基础地位的角色赋予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的义务。在历史上,仅仅在1990年,我国工业就从农民手中取走了1127亿元的剩余量,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达23%,其中通过“剪刀差”的办法拿走726.1亿元,通过税收取走81.2亿元,通过储蓄流走的有320.2亿元。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府的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其出发点是良性和健康和激励性的,也是最终为农民考虑和着想的,但在“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买单”的实际财政运转体制下,其运转成本最终导致仍然由农民来承担。

2.农村的消费空间大。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基本采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保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三农”发展总体相对滞后。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差异较大,并受到地区行政板块经济发展格局的制约,城市化进程在各地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在城乡之间的发展也不够平衡。这集中表现在每年城乡之间的“钟摆式民工潮”上。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如:农村精壮人员流失,带来土地撂荒和农村下一代“失教”现象;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拉大,造成农村购买力低下和乡镇商品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之间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造成城乡关系、地区关系、工农关系不和谐等,并显示出农村对于教育、医疗、卫生的巨大需求,以及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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